端午节、粽子、屈原，这铁三角的关系，就像乾隆、纪晓岚和和珅这三位冤家一样，是剪不断、理还乱。端午节吃粽子到底和屈原有什么关系？ 标准答案一般长这样：
公元前340年，爱国诗人、楚国大夫屈原，面临亡国之痛，于五月五日，悲愤地怀抱大石投汩罗江，为了不使鱼虾损伤他的躯体，人们纷纷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。以后，为了表示对屈原的崇敬和怀念，每到这一天，人们便用竹筒装米，投江祭奠，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粽子--“筒粽”的由来。
至于为什么后来流行用艾叶、苇叶或荷叶包粽子呢？南朝梁代的吴均在《续齐谐记》中是这么解释的：“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，楚人哀之。每至此日，竹筒贮米，投水祭之。汉建武中，长沙欧回，白日忽见一人，自称三闾大夫，谓曰：‘君当见祭，甚善。但常所遗，苦蛟龙所窃。今若有惠，可以楝树叶塞其上，以五彩丝缚之。此二物，蛟龙所惮也。’回依其言。世人作粽，并带五色丝及楝叶，皆汨罗之遗风也。”屈原说，你们投粽子投了几百年，虽然心意可嘉，可惜方法有点不对路，我来教你们怎么包粽子。
这是以粽投江用来纪念屈原最早的文字记载。这么说起来，是先有屈原投江后有粽子问世？而且屈原还直接主导了粽子的进化史？这事儿怎么听起来这么不靠谱呢？
不妨来较较真。不过，粽子究竟生于何时，现存文献并无明载。不过可以肯定它起源甚早，有学者认为在炊具出现前，便有了粽子的雏形。古代的粽子有两种形制，一种是“角黍”，就是今天常见的包裹的粽子；另一种是“筒粽”，以竹筒装米做成。考虑到以植物叶子包裹食物的饮食习惯流行于南方，而竹子更是南方所产，那么粽子大抵应该是源于南方的食物。“角黍”一词最早见于西晋周处的《风土记》：“仲夏端午，烹鹜角黍。”角黍的做法是：“俗以菰叶裹黍米，以淳浓灰汁煮之，令烂熟。于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啖之。”这说明，那时人们吃角黍，是在每年的夏至到端午期间，角黍还算不上端午节的专属食物。之所以叫角黍，是由于它包裹成角状。为什么不是圆形不是正方形也不是其他的形状呢？有研究者认为这是出于模拟牛角祭祀的缘故，因为牛角在古时是祭器，有祭祀的象征意义。
“糭”是“粽”的古体字，最早见于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：“糭，芦叶裹米也。从米， 声。作弄切。” 周处《风土记》称：“一名糉，一名角黍。盖取阴阳尚相裹，未分散之时象也。”可见古人把两者混为一谈了。再加上南方多水，故“糭”在食用之外，也用于祭祀水神，古人常把蛟龙视为水神：“将贮有稻米的竹筒投入江中以饲蛟龙，正是越人祭龙的古老活动，恰如我国北方周人的祭祖之俗。”（ 王仁兴《中国年节食俗》）。
南朝梁时人宗懔在《荆楚岁时记》中记载荆楚五月风俗：“夏至节日食糉。按，周处《风土记》谓为角黍。人并以新竹为筒糉。”可见直到那时即使在屈原的故乡也并没有端午吃粽的习俗，倒是有龙舟竞渡，确系屈原之故：“五月五日竞渡，俗为屈原投汨罗日，伤其命，故并命舟楫以拯之，至今为俗。”值得注意的是，宗懔和吴均虽然同属梁代，但宗懔小吴均30多岁，果真如吴均所言，投棕是为了纪念屈原，宗懔为何厚此薄彼，阙而不录？
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宗懔是老老实实地记载自己熟悉的岁时风俗，秉笔直录，吴均却是妙手生花，天马行空地编故事。先看书名，“齐谐”，志怪者也。你瞧人家，一开始就没打算走正经路线。还别说，他还真有本事把故事编的文词优美，引人入胜。如今《续齐谐记》只剩17条而已，全篇不到4000字，却有不少故事广为流传，如牛郎织女七月七日相会鹊桥，五月五日投粽入江纪念屈原等等。可见这讲故事的功力非同一般。
不过吴均也并非凭空杜撰，而是多有所本。为什么要用“五色丝”缠裹粽子？或源于祭祀水神的民间习俗。闻一多考证说，系五彩丝是由百越民族的“纹身”习俗衍化而来。纹身后似“龙子”，蛟龙会视为同类从而免受其害。晋代《拾遗记》中载，周昭王死而为水神，人们在水边祭祀他，用的也是五色：“至春上巳之日，禊集祠间，或以时鲜甘果，采兰杜包裹，以沉水中。或结五色纱囊盛食”。
那么，为什么要在端午节吃粽子？粽子为何会变成端午的vip食品？
虽然端午现在是一个很欢乐的节日，赛龙舟，吃粽子，花样繁多，但溯其缘起，却始于忧惧。农历五月，正值年中，时节更替，寒气渐尽，热气饱和，古人认为这是一个阴阳争锋、生死攸关的关键月份，是个卫生防疫月，《礼记·月令》“仲夏之月”载：“是月也，日长至，阴阳争，死生分，君子斋戒，处必掩身。”五月被视为“恶月”，在这个月份出生自然不吉利。王充《论衡·四讳》中言：“讳举正月、五月子，以为正月、五月子杀父与母。不得已而举之，父母祸死。”相传孟尝君生于五月五日，便被父亲所弃。
关于端午节的来源，有很多说法，至今没有定论。但它本是一个“顺应天时”的节日无疑。总之，关于五月的诸多活动渐渐都汇聚到五月五日，专重五日，遂成端午节，而魏晋南北朝时，屈原这个人物和相关故事逐渐附着其上，端午原本驱邪避毒的意义渐被遮蔽，反而被赋予的屈原主题占据上风，久而久之，成了一种大众的“常识”。
并非没有质疑，宋人项安世说：“俗言端午为屈原，七夕为女牛，皆附会之说也，大率人情，每两月必一聚会，而阳月必用，阳日必重之，故古人因情而立教，示尊阳也。是故正月则用一日，三月则用重三，五月则用重五。”认为古人是因人情立节，虽然此说也有穿凿附会之处，但还是比屈原之说靠谱许多。屈原究竟是否端午投江，其实史无明据。胡适说屈原是一个“箭垛式人物”，有太多文学、伦理、民俗的意义附加上来：“古代有许多东西是一班无名的小百姓发明的，但后人感恩图报，或是为便利起见，往往把许多发明都记到一两个有名的人物的功德簿上去。……譬如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，可以收到无数箭，故我叫他们做‘箭垛’。” 不过，与其说这是一种谎言，不如说是一种凝聚了社会共识和文化传承的结果，除了纪念屈原，古时还流传过端午纪念介子推、伍子胥、曹娥的传说，但很显然，千载以降，在这场优胜劣汰的文化选择中，屈原一骑绝尘，以绝对优势胜出，成了端午节当仁不让的主角。
有趣的是，中国的各种传统节日，总有食物如影随形。从先秦起，古人便讲究根据季节更替调整日常生活，享用不同食品，与天时变化和阴阳消长相适应，因此元宵有汤圆，中秋有月饼，端午有粽子。堪称“舌尖上”的节日。“一名糉，一名角黍。盖取阴阳尚相裹，未分散之时象也。” （周处《风土记》）粽子本是普通食物，但古人认为端午日阴阳交错，需用角黍来调和阴阳，粽叶包米是以阴裹阳，取阴阳调和、驱邪避毒之意。后概与端午的节日主题相契，渐从夏至转移到端午上，待端午与屈原绑定后，粽子也随之被文人附丽解说，成了屈原的亲密战友。
